熊途漫漫,何處是底?相信這是目前大部分A股投資者的疑問,因為應該有不少投資者沒有經歷過如此漫長的熊市。
我于2015年3月入市,恰好是2015年牛市最后的沖刺階段,當時只要買入和創(chuàng)業(yè)板相關的ETF,每天獲利4%—5%不是夢。在那之后我再也沒見過那么強勢上漲的指數行情,就如同我也從來沒經歷過連續(xù)三年的熊市一般。
從2015年到這輪熊市開始前,A股的熊市其實只有兩次。一次是2015年下半年的股災疊加2016年年初的熔斷,這輪熊市走的是快準狠路線,持續(xù)時間在半年左右。另一次就是2018年的熊市,在經歷了所謂的價值投資元年后,價值股從估值巔峰下跌,滿打滿算下跌也沒超過一年,但2016—2018年是A股風格分化最嚴重的三年,以中證500和中證1000為代表的小盤股連續(xù)下跌了三年多時間,和藍籌股的劈叉非常嚴重。
過去兩次我們是如何走出熊市的?
有人會說,2016年熔斷后,北向資金大舉買入A股,帶來了藍籌股將近兩年左右的慢牛行情,因為北向資金更青睞藍籌股,所以中小盤股的表現不佳,導致風格分化。這個論斷在數據上不太站得住腳。以深港通開通時間為起點,以2018年慢牛頂部為截止時間,我們可以看到滬深300指數的陸股通持倉占比是上升最明顯的,其次是上證50,但從漲幅來看,上證50期間上漲了30%,滬深300僅上漲了20.32%,和北向資金持股比例變動幅度并不成正比。中證500和中證1000的陸股通持股比例變化幅度較小,但也是環(huán)比上升的,但兩個指數在當時分別下跌了8.22%和26.90%。所以從四個指數的表現來看,其實沒法認定2016—1207年的慢牛是由北向資金主導推動的,而且從陸股通的持股比例的絕對數值看也偏小,難以達到左右行情趨勢的地步。
更關鍵的是2018年至2021年年底,陸股通在指數中的持倉比例一直在緩慢上升,也就是說在我們經歷2018年熊市時,北向資金也并沒有停止提供增量資金,這同樣證偽了2016—2017年慢牛是北向增量資金主導的觀點。
此外,從當時的新股發(fā)行規(guī)模來看,2016—2017年的新股發(fā)行相對平淡,每個月的發(fā)行量為100億元至200多億元,僅在2018年年初慢牛頂部時才有一次像樣的發(fā)行規(guī)模放量,但大家可以看到這種發(fā)行量級和2015年7、8月份股災已經發(fā)生時兩千多億的月度發(fā)行規(guī)模相比,僅為十分之一。
所以,當所謂的增量資金沒有達到一定體量時,想靠增量資金入市來逆轉行情趨勢其實是個偽命題。我們認為幫助市場走出熊市的抓手是2016年年初開始落地的供給側改革和棚改貨幣化帶來的地產繁榮。一方面加速過剩產能的出清;另一方面提供了可觀的新增需求。這套組合拳從2016年二季度開始慢慢開始扭轉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和預期,帶來了以基本面驅動的慢牛行情。
我們走出2018年熊市的契機就比較復雜了,但核心仍是信心和預期的扭轉。
當時除了美聯儲加息結束和中美貿易摩擦緩和外,頂層在2018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承認了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一切的轉折點。這之后政策面先后出臺了一些穩(wěn)增長、穩(wěn)預期的政策和進行了一系列態(tài)度性喊話,包括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,支持民營經濟發(fā)展;設立科創(chuàng)板并試點注冊制;推進稅改;完善上市公司停復牌制度,發(fā)布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新規(guī)以及地產松綁的傳聞等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2018年12月20日左右的國務院金融穩(wěn)定發(fā)展委員會辦公室召開的資本市場改革與發(fā)展座談會提出“當前資本市場風險得到較為充分的釋放,已經具備長期投資價值,改革面臨比較好的有利時機”??梢钥吹?,市場預期扭轉和信心的建立是需要一系列態(tài)度性表態(tài)和切實落地的政策共同推動的,缺一不可。
從前兩次熊市的經驗來看,目前A股要走出熊市恐怕需要一些切實落地的措施來提振市場信心,僅僅依靠態(tài)度性的喊話,獨木難支、效果不佳。如果不作為,僅依靠市場自身出清,那么我們大概率會重復2013—2014年的故事,即一直低位振蕩整理,直到下一個刺激因素的出現。
那么什么樣的政策會是對扭轉預期有效的?
當前情況下,我們認為可能需要的是一套組合拳。一方面需要清理部分疫情后盲目擴張的過剩產能(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提到這一點);另一方面是更為重要的,即要真正落實新增需求。2015、2016年我們通過地產抓手推動了新一輪的需求擴張,但現在已經很難再次依賴地產了,無論是經濟結構轉型訴求,還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狀況都不支持。比較令人失望的是,目前我們并未看到頂層給出了新增需求的落腳點指引,至少目前提到的擴大需求政策都無法切實解決問題。如果只是依靠部分行業(yè)的產能出清讓經濟重回均衡,那么這個新的均衡點肯定會低于之前的均衡點,即總量萎縮了,這與發(fā)展的預期是相悖的。
同時,當經濟體中存在部分行業(yè)產能過剩的情況下,擴大需求應更側重于居民部門的消費支出擴大,而非企業(yè)部門的投資,因為投資帶來的結果通常是短期需求的擴張和長期供給的增長,容易發(fā)生未來需要給該政策打補?。óa能再次過剩)的情況。
那在什么情況下居民部門才愿意花錢呢?一是他得有錢,二是他得愿意花。
當前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問題已經被大家翻來覆去地提及、分析,我們也不想再次贅述。不少人提議政府給居民部門發(fā)錢來解決問題,但從目前的政策表態(tài)看國內實行這一政策的概率比較小,而且似乎也缺乏合適的施行方式。過去國內很多政策都是針對企業(yè)部門的,直接針對居民部門的政策相對較少,加上居民部門基數龐大,諸如存量房貸利率下調這樣的政策平均到每個家庭,可能只是杯水車薪,而如果要居民部門切實有獲得感的政策恐怕成本又是一筆天文數字。因此,讓居民部門有錢,通過發(fā)錢補貼有些困難,只能通過收入改善。
說到收入改善,不得不提到去年7月31號的政策吹風會,會上有個記者提問:“中國政府如何改善家庭部門的消費意愿?”當時官員的回答是:“持續(xù)擴大就業(yè)、促進居民增收。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,多渠道增加城鄉(xiāng)居民財產性收入……”。要素收入和財產性收入要解釋可以很復雜,為了便于理解,我們可以把要素收入簡單看作是勞動所得,財產性收入則與居民投資的標的價格波動相關。中國居民最喜歡的投資品,之前是房產,近些年有部分轉向了理財、基金等?,F在的問題是,非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房產價格并不樂觀,而且價格預期恐怕短期難以扭轉,而理財和基金的收益,除了固收產品外,恐怕這兩年也不樂觀。在這種情況下,居民收入的改善只能依靠勞動所得,這與企業(yè)效益掛鉤,更與經濟大環(huán)境息息相關,改善起來會比較緩慢。簡單來說,居民收入改善的兩條路徑,目前都存在一些問題,但路徑二即財產性收入的波動率是遠高于勞動所得的,因此,政策可以考慮將此作為突破口。
所以,我們認為救市是有用的,但僅僅是救市,沒有組合拳來一起推動預期改善可能會事倍功半。我們走出熊市的速度取決于政策落地的速度。(作者:南華期貨 王夢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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